VISION

时代呼唤鸿蒙:华为打破魔咒究竟有多难?

按照华为终端CEO余承东的说法,华为自主研发的“鸿蒙”系统最早将在今年秋天,最晚在明年春天发布。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发布日期日益临近的“鸿蒙”,有多大机会打破微软、苹果和谷歌三者在操作系统领域的长期垄断?

起点

1983年5月,在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做了两年访问研究院的倪光南决定回国。飞机降落在略显破旧的首都机场,在穿过了没几辆车的马路和空旷的北京城北到达中科院时,倪光南已经感到非常疲惫。对于44岁的他来说,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或许算不上什么,但随行的行李确实是个考验。

倪光南的行李是一些计算机器材,包括Z80 CPU、SRAM、DRAM接口等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和C编译器等等,他想用这些当时在国内并不容易找到的器材研制几台汉字微机样机,希望促进计算机的汉化以及在中国的普及。倪光南后来回忆说“如果我不回来,我此后所做的一切不会对‘中国制造’有所帮助。”

倪光南当时面对的产业环境不容乐观。在中科院不远处,中关村试办高技术产业园的设想还在政策论证和审批阶段,真正落成要到五年以后;在南方的深圳特区,失业的基建工程兵任正非刚转业至深圳南海石油后勤服务基地,他因为工作不顺创立华为也要到四年以后。

但是在倪光南此前工作的北美大陆却是另一番景象。几年前,乔布斯用划时代的Apple II开启了个人电脑革命,不甘落后的IBM找来比尔·盖茨,开发了全新的操作系统,试图夺回蓝色巨人在商用计算机时代的荣光。

到了1983年,苹果和IBM的电脑已经走入了普通美国人的家庭,也正是在这一年,比尔·盖茨创立的微软在拉斯维加斯第一次公开了Windows和Microsoft Word。当古老的中国还在计算机硬件上蹒跚学步的时候,大洋彼岸的硅谷已经开始了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的革命,那一年回国的倪光南是少数看到这种差距的人。

计算机操作系统始于1964年一项由通用电气和麻省理工学院合作的计划,该计划要建立一套多使用者、多任务、多层次的Multics分时操作系统。1965年,率属于AT&T的贝尔实验室也加入了这个合作计划,不过到了1969年,因为工作进度太慢,该计划被停了下来。

计划被停对于贝尔实验室的员工肯·汤普森来说是个不幸的消息,这位习惯了上班划水的软件工程师,再也不能玩自己写的名为“星际旅行”的游戏了,因为这个游戏完全基于Multics系统。赋闲在家的汤普森按捺不住玩游戏的欲望,他找到一台老式PDP-7机器重写“星际旅行”游戏,汤普森为此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开发了全新的操作系统。

“你写的系统太差劲了,干脆就叫Unics算了。”汤普森的一位同事在看完新系统后说道。Unics发音与Eunuchs一样,而后者的意思是“太监”。汤普生接下同事的嘲弄,稍作修改,把自己开发的这个新系统叫做Unix。

Unix的发明更像是好奇或兴趣产生的东西,汤普森和贝尔实验室起初也没有把这套系统太当回事,只是在内部使用,后来大学、研究机构也可以免费使用,而且贝尔实验室还提供给他们源代码,Unix的源代码因此被广为扩散。

后知后觉的贝尔实验室直到汤普森写下第一行代码的十年后,才开始认识到Unix的价值,但是由于源代码早已外散,精细化的商业开发已经无望。当时正被反垄断调查弄得焦头烂额的AT&T干脆采取对外授权的模式,研究机构使用免费,企业使用则要交授权费。当时有多家大学、研究机构和公司获得了Unix授权,并由此开始了各自不同的版本演化之路。

一位贝尔高级主管曾感慨,“Unix是继晶体管以后的第二个最重要发明,但贝尔实验室错失商业发展机遇。”不过也正是由于贝尔实验室迟到的商业化,Unix在诞生后的十年里得以在实验室进行充分的使用的论证,这也是它后来在要求稳定性、安全性较高的企业级客户中得到推崇的主要原因。在整个八十年代,IBM、惠普、SUN等少数美国电脑厂商,利用小型机加Unix操作系统的组合,把持着全球绝大部分高端企业级用户市场。

《财富》杂志在1984年9月称,全球范围内750所大学中80%的计算机领域的教授是Unix用户,因此当时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学生都接触过Unix,他们毕业后成为IT领域的骨干。而乔布斯和比尔·盖茨就是在大学时代接触过Unix系统的用户。

1979年,当AT&T开始对Unix采取对外授权模式时,已从哈佛大学辍学四年的比尔·盖茨也获得了授权,他开始为英特尔处理器所开发一种Unix操作系统。由于比尔·盖茨购买的授权无法直接让该操作系统以Unix为名,于是该系统被命名为Xenix,可在个人电脑及微型机上使用。

比尔·盖茨很快发现了Unix的局限性。由于当时其他厂商不同版本的Unix系统遍地开花,所以为其中一个版本写的应用程序,常常要修改后才能运用到另一个上。事实上,直到最后Unix也未有过统一的通用版本。而且由于需要从AT&T获得授权,因而比尔·盖茨始终无法把握Unix未来发展的命运,他一直在寻找机会退出Unix阵营。

同样辍学的乔布斯给比尔·盖茨带来了转机。1975年,乔布斯带着划时代的Apple II开启了个人电脑革命,在Apple II之前主导商用计算机时代的IBM面临不小压力。1980年,IBM为了与苹果在个人电脑市场竞争,计划推出一款廉价的计算机,他们找到了比尔·盖茨,希望微软提供全新的操作系统,比尔·盖茨欣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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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 II

就像当年在哈佛大学接受MITS公司的订单一样,比尔·盖茨当时并没有合适的操作系统给IBM使用,眼看与IBM的协议迫近,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每天为无法及时完成新的操作系统而烦恼。伟大的成功者往往有很好的运气,艾伦有一位叫Tim Paterson的同学刚好写了一份已完成的操作系统。

此前Tim Paterson打算写个东西用来测试的Intel 8086微处理器界面,他花了四个星期写了这个操作系统,当艾伦和盖茨找上门来并决定用5万美元购买版权时,Tim Paterson就愉快的答应了。微软随即修改其代码以迎合IBM的要求,而这个被盖茨命名为DOS的操作系统也成了Windows的前身。当然,这个靠输入指令来运行程序的DOS系统和成就比尔·盖茨的Windows还是有着本质区别,后者是配合鼠标使用的全新图形操作系统。

有意思的是,图形操作系统并非微软原创。

Windows的崛起

在乔布斯的苹果公司,Apple II的继任者Apple III并能取得商业上的成功,乔布斯面临董事会的不小压力,他希望在软件上寻找突破口。转机出现在乔布斯拜访施乐公司的时候,彼时如日中天的施乐是各种黑科技的原创地,施乐的工程师在发明鼠标的时候,顺便设计了配合鼠标使用的图形操作系统,乔布斯对此非常兴奋。“我记得1979年在施乐的时候,那是一个末日般的时刻。我记得在看到图形用户界面后的10分钟内,我知道每台计算机总有一天会这样工作,你一看到它就很明显。”乔布斯后来回忆说。

他迅速组建团队开始设计图形操作系统,还以自己女儿的名字为这个项目命名为Apple Lisa。但1982年,乔布斯与当时的苹果CEO马库拉激烈冲突,被迫离开Apple Lisa,加入Macintosh开发小组并取得了该小组的控制权。为了更快的获得软件支持,乔布斯找到比尔·盖茨作为Macintosh的首个第三方应用软件开发者,乔布斯向比尔·盖茨介绍了图形操作系统,并要求后者保证至少在Macintosh首发的一年内,不发行任何鼠标应用软件。

比尔·盖茨答应了乔布斯的要求,不过转身就开始悄悄研发微软自己的图形操作系统。1983年11月,微软在拉斯维加斯的Comdex交易展上,介绍了一款全新的使用鼠标的图形用户界面——Windows,此外,微软还推出了额外的鼠标应用软件——Microsoft Word。

乔布斯知道Windows后暴跳如雷,他找来比尔·盖茨对峙,大骂对方是剽窃者。比尔·盖茨不以为意,他讥讽乔布斯说:“我们有一个富邻居——施乐,他家有一张电视。当我们想偷的时候,发现乔布斯早就偷走了,可他却说我们是小偷。”让乔布斯更恼火的是,由于苹果依然需要微软为Macintosh提供应用软件,所以他无法把比尔·盖茨彻底踢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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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 史蒂夫·乔布斯和比尔·盖茨

两年后,也就是1985年秋天,微软Windows 1.0正式发布。尽管Windows 1.0并没有取得商业上的成功,但用户已经可以通过点击鼠标完成大部分操作,同时可以执行多个程序并在各个程序之间自由切换,这种改变相较于之前的DOS系统来说显然是革命性的进步。

更为重要的是,商业天才比尔·盖茨在此时已经深喑操作系统成功商业化的精髓:捆绑销售(在提供操作系统的同时捆绑销售应用软件)。尽管可能面临反垄断法的制裁,但这种模式在微软、苹果和后来者谷歌身上都取得了成功,这种模式还在最大限度上提高了操作系统的竞争壁垒,结局自然是赢家通吃。

Windows 2.0在两年后诞生,不过依然没有获得用户认可。直到1990年5月的Windows 3.0,微软对Windows的界面、人性化和内存管理等方面进行了重大改进,Windows系统才彻底起飞。Windows 3.0系列成为微软在PC市场开疆拓土的头号功臣,微软在整个九十年代的飞黄腾达很大成熟度上仰仗于Windows 3.0系列的成功。

而就在比尔·盖茨创办的微软蒸蒸日上的时候,乔布斯却因为与董事会的矛盾,被迫离开了自己创立的公司,他与操作系统的故事要到重返苹果时才回归。

当乔布斯和比尔·盖茨这两位天才创业者,在进行着如《硅谷之火》中描述的那样激动人心的创业时,太平洋另一端的日本,也有人在做着同样的事。

和乔布斯以及比尔·盖茨一样,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坂村也希望开发全新的操作系统替代复杂的DOS。靠着对“计算机可以更好用”的热忱,这个日本人在1982年独自写出了一份三百页名为“TRON”的PC系统规格书,并在Windows 1.0诞生的前一年,就在东京的一场微电脑应用国际会议上宣布了TRON系统的存在。

当时坂村对TRON系统的理念是:“基本软体,就是软体的平台,是资讯化社会的基础,就该如水与空气一般。”而这一理念,比起比尔盖茨推动的Windows窗口系统得到了更多国际技术机学者的认可。根据《五矩研究社》的报道:TRON系统和Linux操作系统类似,所有的TRON系统的源代码可以免费得到,所以无论是成本还是安全性以及实际的可建设性,TRON成为计算机系统的世界标准,都会是比Windows更好的方案。

事实上,TRON系统诞生后也确实逐渐成为行业标准,几家日本的大型电机制造企业为此进入PC领域,开始开发搭载TRON系统的PC设备;日本电力在1985年宣布了第一个基于ITRON / 86规范的ITRON系统;就连美国的IBM也加入了TRON系统的开发阵营。

习惯了制定标准的美国人惊慌失色,美国软体业界律师哈威尔公开警告:“一旦TRON成为标准,日本资讯业将摆脱对美国软体工业的依附,美国再打入日本市场,将难如登天。”

就在TRON系统失控前夜,美国祭出了《超级301法案》,向日本的“人造卫星、超级电脑、TRON”等商品,单方面设下了贸易壁垒。据TRON项目官网的一篇文章介绍,TRON系统此后失去了在美国市场被公平对待的机会,很多先前合作的企业也以上述方案为由,断绝了与TRON系统的合作关系。历史总能映射出现实的影子。

TRON系统后来彻底淡出了PC操作系统领域,目前仅作为日本的数码相机和其他家电产品操作系统使用。

回到操作系统的诞生地,Windows在失去了TRON系统这个最有潜力的竞争对手后,在整个九十年代一路狂奔。Windows系统的销售数量从1987年的100万套飙升至1999年的3亿2430万套,微软市值也在1999年底第一次超过了6000亿美元。Windows的崛起也自然成就了创始人比尔·盖茨,自从1995年登上世界首富的宝座后,他就一直是这个名词的同义词。

首富的身价需要有人支撑。在整个九十年代,个人电脑的普及使得硬件价格大幅度降低,但逐渐作为主流操作系统的Windows价格却不降反升。数据显示,1992年Windows版权费仅占PC整机价格的0.5%,而到了1998年,Windows版权费已占到整机价格的3%。在中国,大量的盗版软件开始出现,而在动手能力更强的北欧国家芬兰,有人索性自己写了一个操作系统。

开源软件和国产自主运动

1991年,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大三学生Linus Torvalds(林纳斯·托瓦兹),想为自己的电脑安装微软公司的Windows 3.0系统,但他很快发现这款操作系统最便宜的版本也需要上百美元。求人不如求己,林纳斯想到此前自己为了方便读写和下载大学主机文件而编写的系统刚好用得上,索性就想自己写一个操作系统。林纳斯在此后六个月里敲了一万多行代码,一款叫做Linux的系统最终在1991年8月25日诞生,林纳斯还给Linux选了一只叫Tux的企鹅作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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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纳斯很快把这款类Unix的操作系统,加入到了由美国自由软件运动精神领袖理查德·斯托曼创立的自由软件基金(FSF)的GNU计划中,并通过通用性授权,允许用户销售、拷贝并且改动程序,但用户必须将同样的自由传递下去,必须免费公开自己修改后的代码。林纳斯对所有使用者说:“你可以随意使用Linux,但你必须将同样的自由传递下去,而且必须免费公开你修改后的代码。”

这个决定为Linux系统和林纳斯本人带来了巨大的成功和极高的声誉。90年代正值互联网迅速发展的时期,全球无数程序员通过互联网对Linux进行改进、调试,在规模空前的协同开发下,Linux很快变成了一个高性能、高稳定性的操作系统。与此同时,开源软件开源的理念和自由主义的精神也得到了传递,很多人几乎像对待神明一样对林纳斯顶礼膜拜。

比尔·盖茨和他的微软高管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向客户大肆宣称 Linux的软件有弊无利。作为开发过Unix系统的过来人,比尔·盖茨深知标准不一的Unix系统已难成气候,基于Unix的Mac OS的市场占有率和Windows也不在一个量级,况且乔布斯离开后的苹果公司已经每况愈下。但此时横空出世的Linux并不在他的预料之内,而且那个当年买不起Windows系统的林纳斯对微软满怀敌意,他认为微软是互联网世界最大的敌人,“互联网不是封闭的,微软违背了互联网的基本精神,也背弃了“万维网之父”Tim Berners-Lee的基本理念。”

从Unix、Mac OS、Windows到Linux,这些改变世界的新事物的诞生似乎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它们始于肯·汤普森、史蒂夫·乔布斯、比尔·盖茨和林纳斯·托瓦兹这些人类天才群星的灵光闪耀之时。然而在同一时期的中国,硬件的追赶已极为艰难,软件的同步更是无从谈起,操作系统的追赶之路更多是多数人对现实差距的感性认知和少数人的悲壮长征。

那个1983年带着一堆计算机器材回国的倪光南没有让自己失望,由于硬件器材齐备,软件开发使用C语言,研发效率很高。不到一年时间,他主导的“LX-80联想式汉字图形微机系统”就正式推出。倪光南随后应柳传志等人邀请加入了中科院计算所发起成立的新技术发展公司,这家公司就是如今全球第一PC大厂的联想集团前身。倪光南接受邀请时提了三个条件:不做官、不接受采访、不出席宴请,他想把时间和精力都集中在研发上。此时的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十年后,他会因为对技术路线的过分坚持而被迫离开。

1995年6月30日上午,联想集团六层会议室,56岁的倪光南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被解除了联想总工和董事的职务。柳传志在随后的发言中声泪俱下,被解除职务的倪光南则镇定自若,“在任何一个岗位上都不会忘记这样一个大目标(发展中国的IT核心技术),而内心感到全心全意为了这样一个大目标工作,永远是最幸福的人。”倪光南当时说。

赋闲的倪光南此后开始不遗余力的呼吁中国发展IT核心技术,特别是自主操作系统和国产CPU,他认为这关系到信息安全,也关系到产业持续发展的问题。倪光南对学生梁宁说“我们要用自主研发的方舟CPU+Linux操作系统,替代微软与英特尔联盟的核心框架。”他认为“基于开源软件发展中国软件,特别是操作系统等基础软件,是一条捷径,是一个机遇。”

倪光南对信息安全的忧虑很快得到了应验。1999年5月8日,开赴科索沃战场的美国B2轰炸机发射三枚精确制导炸弹,击中了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两国关系一时间跌入冰点。而且战争的警醒不止于此,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几乎瘫痪了南斯拉夫的通讯系统,而当时南斯拉夫计算机运行的操作系统,几乎全部由微软和其他外国公司提供。

信息产业部、科技部在随后几天多次召集许多专家讨论此事,结论是如果我们要建立自己的信息安全体系,就必须具备自主可控的CPU和操作系统。一个月后,时任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在倪光南等专家的极力主张下,主持召开了“发展我国自主操作系统座谈会”,徐冠华在会上一针见血的指出,中国信息产业面临“缺芯少魂”的问题,“芯”是处理器,“魂”是操作系统。

时任中科院软件所副所长的孙玉芳也参加了那次座谈会。在大使馆被炸之后,孙玉芳就对自己的学生胡才勇和吴健说:“我们是软件所,必须要在操作系统上有所作为。”孙玉芳决定利用开源的Linux开发国产操作系统,也是在他的主持下,红旗Linux在三个月后正式对外发布。

作为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Unix技术和中文信息处理专家,孙玉芳在主持开发红旗Linux之前,曾负责过另一款基于Unix的国产操作系统Cosix,由于缺乏通用应用软件的支持,Cosix在市场上反响平平。孙玉芳深知应用生态的重要性,在开发红旗Linux操作系统的同时,他还创办了红旗中文2000,推出国产办公软件Red Office。孙玉芳目标明确,他想让红旗成为中国的微软。

红旗挖来微软和甲骨文挖的骨干员工,并在2001年北京市政府采购中击败微软拿下订单。除此之外,红旗还开始进入企业市场,与联想、方正等PC硬件厂商的OEM协议超过了100万套,成为全球第三大Linux操作系统。红旗Linux迅速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可谓出道即巅峰。

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比尔·盖茨对中国市场突然冒出的竞争对手大为震惊,他派出微软高级副总裁克瑞格·蒙迪专程飞到北京拜会科技部和北京市政府的有关领导,意欲挽回局面。就像攻击其他Linux软件一样,微软在一份递交科技部的报告中,详述了Linux的种种弊端,并认为红旗Linux 系统的安全性有待商榷。有意思的是,多年以后,谷歌面对潜在的竞争对手,也以同样的理由请求美国政府,希望获得许可继续为华为手机提供操作系统。

克瑞格·蒙迪最终无功而返,这件事直接导致了微软中国总裁高群耀辞职。但强大的微软也并非束手无策,为了应对以红旗Linux为代表的国产操作系统,微软选择纵容大量中国用户使用盗版Windows,事后证明,微软牺牲短期利益的代价换来了对中国市场的垄断。

经历了高光时刻的红旗Linux很快陷入困顿。由于盗版Windows盛行,红旗Linux在C端市场鲜有问津,而之所以不受C端用户待见,根本原因是红旗Linux系统与微软Office一直存在兼容问题,红旗开发的Red Office也无法在安装了Windows系统的电脑上使用。

祸不单行的是,在红旗最为艰难的2003年,受SARS疫情影响,红旗Linux赖以生存的政府软件采购也陷入停滞,红旗中文2000 总经理胡才勇后来回忆说“如果没有SARS,也许从2004年开始的软件正版化采购会提前到2003年。”但事后看来,即便有源源不断的政府采购订单,不能兼容Office的红旗Linux系统也很难在C端市场取得成功。

从2001年到2003年,红旗一直未能实现盈利,创始人孙玉芳在重压之下积劳成疾,2005年初因糖尿病及并发症医治无效离世,红旗Linux逐渐被边缘化。孙玉芳和倪光南这些中国最早的计算机科学家,带着朴素的信念扛起了发展国产自主IT核心技术的大旗,但是这条路显然和想象中一样艰难。

当然,由于政策的扶持和确实存在的市场空白,大大小小基于Linux的国产操作系统也在同一时期充斥着市场,但是这些国产操作系统也都因为应用生态的匮乏亦或是技术本身的欠缺,始终没能撼动Windows作为PC操作系统的主导地位。2008年10月,微软对中国盗版Windows和Office用户进行了“黑屏”警告性提示,很多还沉浸在奥运自豪感中的用户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断粮”危机。

几乎垄断了PC操作系统的微软,决定不再纵容中国用户肆无忌惮的使用盗版了。

iOS、安卓、塞班和移动操作系统

之所以说微软几乎垄断了PC操作系统,是因为除Windows外,苹果的Mac OS也一直占有一席之地,而这种局面很大程度上是比尔·盖茨有意为之。

从Windows 1.0开始,微软就在销售操作系统的同时捆绑销售Office办公软件,这种商业模式显而易见的好处是最大限度的提高了竞争壁垒,但同时也很容易遭至反垄断调查。从1993年开始,美国司法部就多次启动了针对微软涉嫌垄断的调查。比尔·盖茨不想让微软步AT&T的后尘,这家拥有贝尔实验室和Unix系统的伟大企业,在1984年初被强行拆分成了8家独立运作的公司。

曾经大骂比尔·盖茨是剽窃者的乔布斯看出了他的顾虑,他主动找到比尔·盖茨希望与微软合作。彼时,刚刚回归苹果的乔布斯面对的是一个濒临破产的公司,苹果在个人电脑市场的份额已从鼎盛时的16%跌到4%,市值所剩无几,现金流也极为短缺。乔布斯停止了不合理的研发和生产,并希望开发新产品iMac和全新的Mac OS X操作系统,这些大刀阔斧的改革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持,乔布斯首先想到了财大气粗的比尔·盖茨。

两人商量的结果是,微软在1997年投资了苹果1.5亿美元,两家公司还同时签署了广泛的专利交叉授权协议,其中一条协议规定:微软为苹果Mac电脑提供Office软件。微软的投资把苹果公司从破产的边缘解救了回来,乔布斯得以在此后十年里为全球消费者带来一款款激动人心的产品,并顺便改变了世界;而支持Office软件的苹果电脑也让微软更具竞争力,同时还能免受“垄断市场”的惩罚,一直被反垄断调查折磨的比尔·盖茨终于长舒了一口气。

历史的必然往往通过大量的偶然来实现,注定载入史册的乔布斯和比尔·盖茨,总会在命运的某个重要节点以某种极为偶然的方式互相成就。

当然,那次合作受益最多的还是苹果公司。由于与Office软件兼容,乔布斯并没有在推广新的Mac OS X上花费太多心思,iMac系列产品逐渐夺回了失去的个人电脑市场。乔布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新产品的开发上,在新世纪之初推出了跨时代的iTunes和iPod。到了2005年,iPod的销量达到了2000万台。乔布斯还与索尼音乐、环球音乐等全球唱片巨头结成联盟,线上音乐市场彻底成了苹果的自留地。苹果公司看起来欣欣向荣,那一年5月底,苹果市值超过微软达到2000亿美元,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科技公司。

然而顺风顺水的苹果却让乔布斯陷入了焦虑,想来想去他得出结论“能抢我们饭碗的设备是手机。”他的理由是,手机配备摄像头后导致数码相机的市场急剧萎缩,同样,如果手机制造商开始在手机中内置音乐播放器,由于每个人都随身携带手机,“就没必要买iPod了。”于是苹果公司从2005年开始投入手机研发,同步推进的还有基于Unix的移动操作系统iOS。

相比于iOS,一个叫Andy Rubin(安迪·鲁宾)的苹果前员工在移动操作系统上的研发进度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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